熊婷惠／那張臉、陌生人與倖存者──《碼頭上的陌生人》
歐大旭儼然已是當代馬來西亞英文作家中不可忽視的名字。從首部小說《和諧絲莊》（2005）面市，且在國際文壇展露鋒芒之後，他幾乎每隔四年便交出一部長篇小說，迄今已著有四本長篇，且皆有中文譯本在臺灣出版。夾在《五星豪門》與《倖存者，如我們》中間的是短篇回憶錄《臉：碼頭陌生人》（The Face: Strangers on a Pier, 2016），也就是如今時報文化出版的《碼頭上的陌生人》（Strangers on a Pier: Portrait of a Family, 2021）的前身。
《臉：碼頭陌生人》是由創立於二〇一三年、相當年輕的騷動出版社（Restless Books）推出的系列叢書中的一本。除了歐大旭以外，另外兩位作家分別是露絲‧尾關（Ruth Ozeki）和克里斯‧阿巴尼（Chris Abani）。這三位作家的共同點是，他們都可被稱為族裔作家，帶有多重文化身分背景。他們各自以「臉」為題，譜寫出這張臉上的故事。騷動出版社在介紹這套系列叢書時提到，「臉」的發想概念來自波赫士（Jorge Luis Borges）的一段文字。一九六〇年，波赫士在《夢虎》（Dreamtigers）結語裡寫道：「有一個人決心要畫出這個世界的樣貌。經年累月下來，他在某個空間畫滿了省市、王國、山巒、海灣、船隻、島嶼、魚群、房間、工具、星辰、馬匹與人的圖像。在他離世前不久，他發現，那些堅毅的線條形成的迷宮所勾勒的，竟是自己那張臉的輪廓。」
臉，確實如迷宮般難解。臉上的眼珠顏色、單雙眼皮、膚色深淺、鼻梁高低，除了作為表象的生理特徵，也被外加了美醜的定義，賦予相對應的身分位階與附加利益。摩里森（Toni Morrison）的《最藍的眼睛》（The Bluest Eye）寫藍眼珠象徵的種族優勢，羅斯（Philip Roth）的《人性汙點》（The Human Stain）寫膚色極淺的非裔主角跨過膚色的表象，過關成功偽裝（pass as）為猶太裔，並以此樣貌娶妻生子，不為人所懷疑。臉決定了親疏遠近、同類與非我族類；告訴了對方眼見為憑的訊息，卻也提醒對方再想想那眼見為憑的判斷是否過於武斷。歐大旭在曼谷、尼泊爾、上海、香港機場、東京街上都曾經被當地人視為自己人，他的臉能在亞洲文化場景中穿梭無礙，他的「族裔身分具可塑性，能順應周遭人群自我變造」。這有時是優勢，尤其是身處異地時，但這卻也同時遮掩了自己的故事。於是，臉說不出的，得用語言來添補。正如扉頁那幾道用當地語言書寫的宣言：「我不是泰國人。我不是日本人。我不是韓國人。我不是印尼人。我不是尼泊爾人」，這些以否定句開始的聲明，正是準備訴說自己是誰的開場白。
在說明自己是誰之前，歐大旭說了祖父和外公的故事。那是個典型的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南方人民因避人禍、避饑荒而下南洋的故事。他遙想祖父和外公踏上新加坡碼頭的時刻，臨海濕熱的空氣或許帶來些許故土的熟悉感，但依舊是「陌生人，在碼頭上徬徨。」勾連起歐大旭與先祖產生相同地方感知的是港市與碼頭；他抵達紐約或上海，想到的卻是祖父與外公踏上的新加坡。爺爺與外公的故事背後更是一連串來自同鄉或同宗的人際網絡，但是對歐大旭而言，這幅人際網絡無從溯源，因為這由某人的某人的某人所展開的人際網絡，打探追問只能得到「不知道」的回覆，答案無從探知，成了移民的「抵達之謎」。這是另一群碼頭陌生人的故事。
如果凡走過必留下足跡，為何那群陌生人留下的足跡難以尋訪？歐大旭在一次難得的父子談心中找到了答案，「恥於回首」，他的父親如是說。避重就輕、一語帶過的認命態度彷彿是上一輩在面對逆境時的默契。對於孫女隻身在新加坡求學的苦日子，歐大旭的外公只說了句：「可是，我們是移民啊。」彷彿移民身分是個熬過艱難歲月的認證標章，活下來的人，背負著移民歷史的後代有了這個印記，就得繼續吃苦耐勞、抑鬱度日。而在那艱難歲月中熬不過的，罹患身心病的親屬成了家族汙點，難以啟齒的如煙往事，不符合中產階級亞洲人發跡的故事情節。但歐大旭卻偏偏要寫出那些被認為「全是窮人故事啦，沒意思」的事，那些在成功光耀門楣之前的辛酸苦楚、在背光面的陰影、在歷史皺褶處被隱蔽的生命，是他要挖掘出的寶藏；而這一些在《和諧絲莊》、《倖存者，如我們》的角色設定和情節裡，早已有跡可循。
他所挖掘出的，除了家族中男性成員的回憶與生命經驗，便是第二部分「瑞意：萬古千秋」所著重的外祖母的故事。外婆的故事在二〇一六年出版的《臉：碼頭陌生人》缺席，如今得以現身，「一個家族的畫像」終於完整了。第一部分「臉」寫歐大旭觀察到男性移民說不出口的「家醜」與他成長過程中觀察到的貧富和階級差距，寫解殖後轉型正義的迫切、粗暴及弔詭、寫華僑與祖國的身世牽連。第二部分的「瑞意」則可視為充滿情意的哀悼文，回憶了與外祖母共享的那些日常片刻。也因此，這一部分的語氣相較於前一部分，來得更加溫柔，也多以第二人稱來書寫，就像是歐大旭把來不及當面與外婆說的話，寫在這裡了，也希望外婆的故事可以「萬古千秋」。
瑞意的故事就是一名倖存者的故事。她家境貧寒，自幼便失去雙親，只得寄人籬下，小小年紀便得賺錢供家用。頭腦靈活但教育程度不高、有主見卻得內斂其光芒於丈夫之下。亞洲鄉下女人的赤貧故事難登大雅之堂，也無法激起讀者的興趣，「沒人有興趣出版血淚回憶錄」，歐大旭參加知名作家舉辦的工作坊，在筆記本上寫著該作家的建議。某個晚宴上有一名英國白人開玩笑說道：「可憐的亞洲人好苦喔，到處都是，煩死我了！」寫出父親、祖父、外祖父、外祖母故事的家族畫像，便是歐大旭的回應：亞洲人真的是苦；移民的離散經驗就是充滿血淚的故事。外婆是歐大旭的歷史與過去，他不僅寫下外婆的故事，也提及五一三事件的倖存者後代。外婆的離世既無法逆轉，便以文字留下她，如此，「我們才能長長久久」，方法是——以書寫來對抗遺忘與輕忽。
書寫無非是為了愛，他數度用手機打字時，卻被手機的辨字系統糾正，明明按出love，硬被改為live。人工智慧將他的句子改成「過生活，無需多言」，頗有戒嚴時期的警告意味。但這本書卻是反其道而行，要過活，就得「知道更多，瞭解更多。」於是，他小說中的背景一直脫離不了馬來西亞，這是他心繫家國的方式。然而，《和諧絲莊》出版後，馬來西亞的讀者並未一味地同聲稱讚，而是以更高規格、真切的眼光來檢視這部在國際文壇發光的馬來西亞小說。批評者在乎的是小說擺盪在虛構與真實之間，對特定地點間的距離安排過於牽強，架空了實際的地理位置。加之書寫馬來西亞近代史、甚至近在眼前的當代社會議題，也招來是否為了迎合西方讀者獵奇心態與優越感的質疑。面對這樣的挑戰，歐大旭不加辯駁，只實現他從外婆瑞意身上學到的「默默的愛」。他寫出族人移民、離散經驗以家族私史的方式傳遞、灌注在他身上；他寫馬來西亞社會存在的階級差異。如今華人在馬來西亞落地生根是不容質疑的事實，但曾經離散的過往同樣也不容遺忘，因為那就是自己的家族生命史的一環。
離散的現象還在發生。一九七〇年代末逃離越南的船民、二〇一一年後因敘利亞內戰而流離失所、逃亡國外尋求庇護的難民，不論是偷渡或循正規管道上岸，這些人同樣踏上某個碼頭，成為對當地人來說的陌生人。將《碼頭上的陌生人》放置在離散論述的脈絡下來閱讀，不僅僅是談移民與原鄉縱向連結，也可與全球尚在經歷、已述說、待述說的離散故事橫向連貫。離散，無論是自願或非自願，皆涉及離開、出走、斷裂，這些行爲也都會留下傷痕，難免充滿悲劇調性。然而，看待離散的眼光可以是正面積極的，例如去善待身邊離散者，初來乍到的「陌生人」，因為我們也有機會踏上另一座城市，成為當地的陌生人。我們希望陌生人能夠理解我們，對方也希望我們能理解他們。每個人都期盼在面對陌生環境、困境時，能成為被他人理解、能不避諱地說出自己過去的倖存者。
歐大旭《 碼頭上的陌生人》
身為亞洲人，為何弄清自己的身分認同成了複雜難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