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大旭／我們的緘默源於恥辱與恐懼，緘默進而迫使我們退縮到無限小──《碼頭上的陌生人》自序
美國文豪兼民權鬥士詹姆斯·鮑德溫（James Baldwin）曾自述童年觀看西部牛仔片的經驗，這段感想為人津津樂道。他表示，兒時見演員蓋瑞·庫柏（Gary Cooper）對美洲原住民趕盡殺絕，自己是邊看邊叫好。他也自述，後來赫然發現，印第安人其實代表自己這種人。鮑德溫寫道：「我至為震驚，發現自己的祖國竟有一套現實體系……長年累月並未演化出容得下自己的一塊餘地。」
身為華裔馬來西亞人的我，在族裔歧視的主題下引述鮑德溫，等於是自惹排山倒海的議論，更引人咒罵：你不知好歹，生長在馬來西亞也受公家教育，而你的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能移民來這裡求職成家，另創一片天，你竟敢自稱這國家容不下你。你竟敢不知感恩──因為，搞清楚啊，這不是你的國家。
而我無從否認的事實是，我父母與祖父母的確能在馬國生根茁壯，我本身的童年和青少年時期也多少享有公家福利（但我也不禁苦笑，結婚、生子、求學、就業是最基本的人生歷程，居然在二十一世紀、在自稱已開發國家的馬來西亞被視為一種特權。）若說我在馬來西亞的日子是一本記錄簿，無論是以兒時的我或中年的我而言，我都無法斷言憤怒的日子多於歡樂的日子。
然而，當我讀到鮑德溫自述牛仔追殺印第安人的感想時，讀到他提及身分歸屬錯置時，我倏然明瞭他的指涉。在我五、六歲那年，我頭一次聽見馬來文Cina Babi──中國豬，懵懂不知自己也屬於這一類，挨罵了還不自知。不久後，我首次聽見「回中國去」，竟以為這話的對象是錯過班機滯留馬來西亞的北京人。稚嫩的心智為保護幼小的身軀，總有辦法編織一套錯綜複雜的說詞。當時的我毫無概念，不知自己跟鄰居或同學有何差異。當時我知道我們在家講中文，也知道很多人在家不講中文，但我並不認為這能證明我們是異類或受排斥，因為在校或在其他場合，我跟大家一樣，都講馬來文混雜英文口語。我童年所住的吉隆坡是廣東人砌築而成的，北部的檳城造鎮元老則是福建人，甚至直到今天，粵語和福建語仍蔚為這兩市的主流語言。我怎知自己所屬的族群是全國其他地區心懷疑慮甚至痛恨的族群？
到了我十歲、十一歲仍就讀小學的時候，我逐漸意識到身為大馬華人的意義，只是仍無法以言語適切表達而已。識趣的我不在非華人面前講中文，漸漸在公眾場合避說中文，然後甚至也不和父母講中文。遠赴英國大學深造，我才開始從遠方遙望童年，在全無羅盤或地圖的情況下，迷航在自我認同的汪洋中。我從何得知該怎麼認同？
導航工具和知識應由父母傳承給下一代，可惜被我父母扣住了。他們從不向我解釋我們的定位，從不回溯移民到馬來西亞的歷程，從不說明他們從小如何面對我如今聽見的辱華言語。他們不發一語，因為他們不希望我產生異類感，因為他們要我歸屬，至於他們自己有無歸屬感並不重要。然而，緘默的先決條件是抹淨過往，他們一方面要我歸屬，另一方面卻剝奪了我的歷史觀。歸屬和歷史是一體的兩面，缺一不可。針對被欺壓的族群，鮑德溫寫道：「他的父親無法告訴他任何事，因為他的過去已然消失殆盡。體系……摧毀他的現實感。」
這本書的初始靈感從何而來，我不太能確定。或許是在新加坡的那場書友會，有民眾問到，為何我書寫大馬華人時，老是聚焦在苦難，對愛的著墨很少。那天我父親首度出席文學年會，聽見了民眾如此問，有感而發：「那是因為我們沒空愛來愛去的。」我聽了很生氣，因為我知道沒那回事，我明明親睹他多麼愛我母親、愛他的兒女，差別只在於他表達的愛不像文學或電影裡的那種愛。他表達的親情疏遠而不夠溫柔──卻是不折不扣的愛。
靈感也可能來自另一場書友會。會中，我和馬來西亞知名作家李永平（Li Yong Ping）同台，他見我描述個人經驗時詞窮，一手落在我肩膀上，對觀眾說：「身為華人既是一份福氣也是一種詛咒。」
靈感也可能滋生在一次訪問之後。我接受過無數訪問，那次的記者來自西方國家，訪問了很久，不斷問我中國這中國那的，我疲於解釋Chinese未必全來自北京，再三說明世上有形形色色的Chinese。
我想寫一本重建家族史的書，並非因為我念舊心重，也不是戀棧往事，而是因為我想讓現實感在我的世界裡復甦，亦即鮑德溫筆下那一個被體系欺壓消音而傾頹的現實。我們的緘默源於恥辱與恐懼，緘默進而迫使我們退縮到無限小，細微到隱形，以順應國族與社會論述，乃至於如今我們也從文學消聲匿跡，從歷史拭淨。我們的故事怎麼寫，全由外人取決，由此我們成為外人心中有鬼的寫照：華人全是貪贓枉法的富商、不忠不義的異族、狡猾的入侵者。我想為兒時親友寫一本重拾文學定位的書，因為我讀過的文學裡找不到他們的現實，因為我們曾同謀毀滅那段淒美歷史。我想把我們的緘默轉化成較強勢、較充滿希望的東西，以便把緘默趕進往昔，另創一個大異其趣、聒噪鼎沸的未來。
歐大旭《 碼頭上的陌生人》
身為亞洲人，為何弄清自己的身分認同成了複雜難解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