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有成／在危機時代寫詩 —《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
《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是我的第四本詩集，距二○一八年出版的上一本詩集《迷路蝴蝶》已有四年之久，這四年中至少有三年正好碰上新冠病毒（Covid-19）肆虐全球，其為人類帶來的傷痛與災難為歷史所少見。因此這本詩集裏有相當比例的詩與疫情有關，恐怕也不是不能理解。我曾經在若干場合引述白居易在〈致元九書〉裏的話說：「文章合為時而著，歌詩合為事而作。」白居易的話言簡意賅，只能算是文學常識，不是什麼高論；何況他也自謙其所作旨在「粗論歌詩大端，並自述為文之意」，可是細讀〈致元九書〉，我們卻不難看出，這是他在讀詩論世之餘對文學的深刻體認，是對我常說的文學的淑世功能相當精確的總結。〈致元九書〉是一篇至文，有敘有論，有情有理，白居易的用心無非在找回「興觀羣怨」的文學傳統，「以詩補察時政」，「以歌泄導人情」。詩集《今年的夏天似乎少了蟬聲》所收直接或間接涉及疫情的詩，或傷悼，或諷喻，或質疑，或批判，或欣喜，看似屬於所謂的應景詩（occasional poems），實則都是憂世抒懷之作，非僅為了應景而已。這些詩所紹續的隱約為白居易所關心的淑世傳統。
新冠病毒對人類社會的衝擊是全面的。這三年來因感染病毒為個人或羣體帶來的病痛與死亡案例數以億萬計，許多人的經濟生活也大受影響。從個人到國家到國與國之間，因防疫或抗疫所引發的紛爭更是書不盡書。當然，這期間也有不少詩人作家或以紀實文字，或以虛構情節，為這場不知何時可以終了的人類浩劫留下紀錄。另有一些學者則嘗試著書立說，或回顧人類歷史上幾次災情慘重的瘟疫，或檢視文學史上諸多與瘟疫有關的名著。當然更有名目繁多的講座、研討會、期刊專號等，企圖以不同方式分析和論證與病毒相關的議題。在各種形式與類型的活動中，間或也有不少對人類世（Anthropocene）的反省，思考的維度也多環繞着人與自然、人與環境、人與生態、人與疾病之類的議題開展。這些議題提醒我們，地球並非為人類所獨有，人類不應該繼續對地球巧取豪奪，而應該休養生息，學習與其他物種和生命共生共存。這是對人類中心論（Anthropocentrism）的徹底省思。新冠病毒無疑為人類社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危機。在這樣一個攸關存亡生滅的危機時刻，詩能做些什麼呢？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詩人艾略特（T. S. Eliot, 1888-1965）定居倫敦，一九四二年前後，他正埋首處理他的最後一部扛鼎之作《四個四重奏》（Four Quartets, 1943），尤其是在撰寫其中最後一首〈小格丁〉（“Little Gidding”）的時候，倫敦遭到納粹德國極其殘暴的疲勞轟炸。這段歷史英國人銘記在心，甚至將一個普通名詞the blitz（猛烈轟炸）大寫為the Blitz，專指二戰當時德國人對英國本土的空襲。英國當代著名作家阿克洛伊德（Peter Ackroyd, 1949-）在其皇皇巨著《倫敦傳》（London: A Biography, 2000）中的記述多少能夠說明當時的慘況：「傍晚六點過後就拉警報，然後燒夷彈就像『大雨』那樣降了下來。整個攻擊集中在倫敦的西提市（The City）。大火又來了。……十九座教堂被燬了，其中十六座是第一次倫敦大火過後任恩（Christopher Wren）負責建造的；三十四座商行大樓中，只有三座倖免於難；整條培特諾斯特路（Paternoster Row）陷入火海之中，焚燬了五百萬本書；市政廳（Guildhall）損壞慘重；聖保羅教堂被火海包圍，但幸好逃過一劫。……幾近三分之一的西提市只剩下灰燼與瓦礫。」艾略特當時親身經歷的就是這樣鋪天蓋地的毀滅性空襲，生命危脆，生靈塗炭，文明毀棄，危機當前，如何存活恐怕是大多數人唯一的當務之急，因此當時艾略特對詩的創作活動也不免心生疑慮與困惑。他說：「眼看着當下正在發生的一切，日復一日，當你坐在書桌旁，把時間花在操弄文字與韻律上面，你很難覺得這是個合乎常理的活動。」
儘管如此，艾略特卻也在這樣的危機下完成了長詩〈小格丁〉。我年輕時初讀〈小格丁〉，知其艱澀，惟隱約可以讀出艾略特似乎特別在意時間的問題，他將過去、現在、未來視為整體，甚至認為這樣的體認才是通往救贖之道──這是晚期艾略特重要的終極關懷。二○○四年的夏天，我做客倫敦大學的亞非學院（SOAS），發現學院大門左側正是艾略特生前擔任詩編輯的費伯與費伯（Faber & Faber）出版社的大樓。大樓隔着馬路，對面就是羅素方場（Russell Square）。我帶着親和與懷舊的心情重讀艾略特，加上年歲日增，又讀了時人吳爾芙（Virginia Woolf, 1882-1941）的戰時日記與文章，譬如她的〈在空襲中省思和平〉（“Thoughts on Peace in an Air Raid”, 1940）一文，這時重讀〈小格丁〉，當然體會不同。我比較可以理解艾略特是在何種心境之下創作〈小格丁〉的。寫詩當然阻止不了空襲，救不了人命，也擋不住文明遭到暴力摧毀。儘管如此，艾略特終究還是在戰時完成了《四個四重奏》組詩的大部分詩作，包括〈小格丁〉這首長詩。
大約半個世紀之後，愛爾蘭詩人希尼（Seamus Heaney, 1939-2013）在面對家國危機時，也曾經產生類似艾略特的疑惑：在危機時代寫詩有何意義？詩究竟能做些什麼？ 希尼出生於北愛爾蘭的倫敦德里（Londonderry）──這是當地基督教徒認可的地名，天主教徒則稱之為德里（Derry）。希尼其實大半生都旅居在外，後來選擇定居愛爾蘭共和國的首都都柏林。一九八○年代，北愛爾蘭天主教徒與基督教徒衝突不斷，北愛爾蘭共和軍與英國軍隊不時火力相向，恐怖爆炸事件時有所聞。在各種形式的暴力之下，危機四伏，一樣生命危脆，死亡的陰影揮之不去。在一九八六年肯特大學（University of Kent）的艾略特系列紀念講座中，希尼以〈舌頭的管治〉（“The Government of the Tongue”）為題，引述艾略特上述的話反省詩在危機時代的角色。他承認面對暴力的歷史衝擊時，詩基本上是一無是處的。他對詩的信念另有寄託：「在某個意義上，詩的功效是零──詩從未阻擋坦克。換了另一個意義，詩又是沒有止境的。……詩不會說，『現在有這麼一個解決之道。』詩不談工具性或功效性。反之，在即將發生的事與我們期待發生的事的裂縫之中，詩為我們尋求某種空間。」希尼認為這個空間的功能主要在凝聚我們「純粹的專注」（pure concentration）。換言之，詩的功能不應該分散在細碎繁瑣的支節上，反而應該關注其根本的超越的用途。艾略特最後以救贖終結其〈小格丁〉，反映的容或就是希尼所說的「純粹的專注」。
面對新冠病毒的危機，詩當然無助於防疫，無助於研發疫苗或特效藥。詩顯然另有他用，另有其他希尼強調的專注。這本詩集中有關疫情的幾首詩無不投射着我的專注。不過疫情以外，這本詩集還另有其他關懷。這三年疫情在猝不及防之下，讓人類社會陷入混亂與失序，尤其在疫情爆發初期，既缺口罩，又缺疫苗，對病毒本身又所知有限，一時對病毒束手無策，此又不限於一時一地而已。有些社會甚至引發種族歧視，社會分裂，相互諉過與指責，對病毒的恐懼造成理性不彰，社會道德瀕臨崩潰。眼見或耳聞這種現象，我竟然寫下不少涉及秩序的詩：從時間的嬗遞，季節的變動，語言的喧囂，到生態的失衡，這些詩的關懷反證了我對失序的焦慮與憂心，總是希望透過詩的創作設法重建新的秩序。我甚至以一般人所嫌惡的老鼠、蟑螂及蚊子入詩，在反思與批判之餘，嘗試藉此重新界定人與其他生命──不論如何卑微與猥瑣──之間的關係。這幾首詩之所以採敘事詩的詩體，當然背後不免還有形式的意識形態的考慮──敘事詩便與將詩化與散文化的語言互相結合，同時也便於諷喻、批判與論證。
在這本詩集裏，對秩序的追求也見於形式方面。大約在二○一九年的春天，《文訊》月刊約我撰寫專欄，每三個月一篇。我欣然同意，並將專欄取名「日昇月落」，其寓意無非在突顯時序的變化，同時我也決定專欄的文類要以詩為主。當時的約定是每首詩的長度不超過二十行。經過了一番摸索，我慢慢確立了詩的形式：詩分兩節，每節十行。我曾經在詩集《迷路蝴蝶》的自序中楬櫫「詩無定法」，不過我也強調，「詩無定法並非表示無法，詩人在體驗詩無定法的解放與自由之後，反而需要更多的修為來面對『怎麼寫』的問題」。這就需要自律，需要規劃或摸索某種秩序。十行一節正是我幾次實驗的結果，這個形式最後竟然推展到其他較長的詩。我想到西方有十四行詩的形式，只是十四行詩有嚴謹的格律，適合多音節的西方語言。我所採行的十行一節的形式不在強行規範某種格律，至少要維持相當的自由與解放。經過這幾年的嘗試，在自律自制之餘，竟然也能做到自由自在，收放自如。這是這本詩集在形式上較為明顯的地方。寫詩恆在求索，下一本詩集會是怎樣的面貌，我現在無法斷言。
這本詩集從醞釀到正式出版，要感謝的人很多。我要謝謝高嘉謙願意將這本詩集納入他所主編的「浮羅人文書系」。這個書系迄今已經出版了不少擲地有聲的創作與論著。嘉謙在書系的編輯前言中特地突出「一種移動的世界觀，在模糊的疆界和邊域裏遷徙、游移」；這本詩集裏有好幾首詩正好反映了類似的世界觀。這也似乎隱含了英國歷史學家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 1917-2012）所說的「離散的好處」。希尼也曾經在我前面提到的講座中，以一個有趣的意象描述詩的本質：詩就彷如門檻。用通俗的話說，門檻是我們回家或離家，抵達或出發時必經的一個臨界點，而就在此內與外，召喚與釋放之間，我們經由不同的方式窺探與揭露詩的真相。希尼所念茲在茲的專注正是這個過程的終點。嘉謙在書系編輯前言所闡釋的世界觀竟在某個層面上與希尼對詩的描述若合符節。我還要特別謝謝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的總編輯胡金倫。在詩集的出版過程中，金倫以其專業、經驗及耐心給予我最大的協助，詩集能夠依時程準時出版，金倫的鼎力相助功不可沒。
我是位老派人，每有創作，總希望有機會先經編輯汰選，在報章雜誌上發表，最後才結集出版。這本詩集的作品至少不下三分之一曾經在《文訊》月刊的「日昇月落」專欄中發表，我首先要謝謝《文訊》的社長兼總編輯封德屏，德屏慷慨提供版面讓我發表詩作，沒有《文訊》的固定稿約，詩集裏有不少詩恐怕無法依時完成。當然我也要謝謝在《文訊》先後協助我的編輯李鴻駿與吳櫂暄。詩集中另有其他詩作也曾經在不同時間發表在臺灣、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的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我要向辛牧、蔡素芬、宇文正、孫梓評、王盛弘、謝裕民、梁靖芬等表示誠摯的謝意。我同時也要謝謝陳瑞獻、潘正鐳、黃遠雄、單德興、張錯、哈金、黃英哲、馮品佳、王智明等好友與同事這些年來的敦促與鼓勵。多年來協助我研究工作的曾嘉琦將詩集裏一首首的詩編輯存檔，並在出版的過程中幫助我整理與校訂詩稿，謝謝嘉琦的辛勞。張錦忠在教學與編寫兩忙的情形下，為這本詩集撰寫導讀。他的論證與分析其實還涵蓋了我的其他詩集。錦忠小我幾歲，我們的生命歷程卻頗多交集與重疊。他從年輕時就熟讀我的作品，離散來臺這數十年，交往日久，情誼醇厚，不僅在事業上互相支援，打氣，在創作上更是互相砥礪。他是最適合討論我的創作的人。他的導讀因此相當全面而準確。謝謝錦忠。
最後我要特別說明，我的詩作中一再出現的鳥獸、昆蟲、樹木及花草意象，都是臺北市大安森林公園所常見。大疫期間，我或在清晨，或在黃昏，或在夜晚，經常帶着我家馬爾濟斯小狗巧巧在公園中散步，雙目所見，雙耳所聞，時有所感，發而為詩，公園中的動、植物自然就轉化為我詩中的意象。詩，果然來自生活，來自日常經驗。是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