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江秀真】：人類探索聖母峰百年與朝思暮想的山坳
我們滿懷驚奇停駐在此……我們沒問任何問題，沒發表任何意見，只是觀看。── 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尋找山，珠穆朗瑪峰》
Ｑ：理事長可以跟我們分享《尋找山，珠穆朗瑪峰》一書中特別觸動您的地方？
江秀真（以下簡稱江）：我第一眼，在很寬闊的地方看到珠峰的時候，就像書中喬治．馬洛里（George Herbert Leigh Mallory）在書中寫到的這句話：「我們滿懷驚奇停駐在此，我們沒問任何問題，沒發表任何意見，只是觀看。」這個跟我自己第一次走中尼公路，在加烏拉山口（舊譯潘拉山口）這個地方所看到的珠穆朗瑪峰，那裡以前應該是沒有公路，當我第一眼看到珠峰的時候，也是這樣，我們是一群人，一支隊伍，當我們在直線距離海拔一樣高的基地營，基地營海拔一樣是5200公尺，隘口也是5200公尺，從那邊看珠峰的那種感覺，跟書中說的一樣，非常的驚喜。
當然書中提到他們探勘的年代跟我們的年代差異，特別的困難，需要一次次的探勘，我覺得其實跟我們人生是很契合的，我們從出生到死亡都一直在探索未知，另一章節是後記〈朝思暮想的山坳〉，就是我們說的北坳，每年高度都會有些許的變動，1995年我們攀登的時候是海拔7028公尺，我記得北坳是我們第一個必須要突破的點，此處剛好是與章子峰一個連結過渡帶，要往珠穆朗瑪峰的方向，北坳就是一個可以避風，紮營的一個地方，很多人都會在這裡紮營，隔天開始往風口前進，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營地，北坳應該算是在珠峰的胸前位置，當時我們要從它的肩膀上去第五個營地，等於我們可以從上到第五個營地的途中回看到北坳的景觀，因為地形是風口的關係，北坳的冰被吹的幅度很美，書中的描寫與我的經驗是比較有相同感觸的，看他們怎麼開始去探勘世界最高峰的過程令人佩服。
Ｑ：您在1995年及2009年分別從珠穆朗瑪峰的南北側各登頂一次，這相隔十四年的兩次登頂有什麼心境的不同？
江： 1993年吳錦雄老師首先登頂聖母峰，因此開啟了台灣人對海外攀登的可能性，也有許多前輩在嘗試挑戰印度的莎瑟峰等高峰，但聖母峰對我們來說依然遙不可及，1995年國內很少人從事海外攀登，商業隊也剛開始發展，當時台灣山岳協會的地位舉足輕重，整個攀登預計要花將近兩個月，當年要移地訓練相對困難，我們在台灣訓練一年半，透過前輩的分享搭配幻燈片模擬現場的狀況，但仍無法體會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身體反應，當年則是配合陽明醫學大學、國立體育學院以及台北榮總的醫學研究模擬，而實際到了尼泊爾進入西藏之後，攀登的每一個小動作都要很注意，無法很快速地走路，還不適應高海拔環境，因為氣壓的關係傷口很難復原也不能受傷，但從在北側攀登，交通相對方便，大部分高地營的食物和調味料都是從台灣運過來，海拔6500公尺的前進營以上採輕量化、沖泡式的食物，海拔6500公尺以下才有新鮮的食物可以吃，以登頂的物資為主，我們甚至還去買了日本的乾燥米減輕重量。
而當時的領隊隊長因為1992年去爬過卓奧友峰，所以他跟中國西藏登山協會這邊有交情，讓1995年行程安排也更順利，攀登的過程因為氣候劇烈變化導致帳篷被風吹壞，整個拉鍊拉不起來，去登頂氧氣瓶有限等種種問題，導致十三位團員最後剩下兩位去登頂，我跟另一位男隊員去登頂，前輩也不斷叮嚀上去後別待太久，登頂後的心情是既興奮又害怕也緊張，加上我們要拍攝贊助商旗子，花了不少時間，大概拍了半個小時，所以其實心情滿複雜，無法真的好好欣賞眼前一望無際的風景，無線電也時常傳來團隊的提醒，整個人戰戰兢兢，記憶真的很深刻，我也因此體悟到當下的心情其實是很短暫的，反而是下山之後，回家之後，跟你的人生結合後，那個發酵才是非常長久、非常香。
而到了2009年從南側攀登，是七大洲的攀登計畫的最後一座，我們先去了卓奧友峰進行移地訓練，但因為的入山申請核可被中國延宕了將近一個月的時間，當然我也盡量走，但我的重點是放在後面的聖母峰，所以在爬卓奧友峰時我特別小心，畢竟我們還是有背負著那樣的包袱，那因為贊助商花了很多錢，這個部份如果沒有登頂成功或是在過程中出了甚麼事，那對於我來講，這麼多年來的努力就會很可惜。不過也因為七頂峰的攀登過程，直接或間接學習到領導統御與營地管理等知識，2009年這個部分，因為時間比較近一點了，當然資源各方面都方便許多。這次登頂我非常享受，我就慢慢的看著它。
從登山者的角度來看，就我們所見，再也想像不出更驚人的景象了。── 喬治．馬洛里（George Mallory）《尋找山，珠穆朗瑪峰》
Ｑ：老師提及1995年台灣山岳協會的角色是舉足輕重的，我想到日本作家夢枕貘《眾神的山嶺》（神々の山嶺）書中描述到日本山岳協會也擁有很大的決定權，羽生丈二也是從南北側嘗試登頂，最後當然是一個比較悲劇性的收場，我很好奇老師1995年的攀登過程是否也遇到與書中相似的「到底誰可以登頂？」的問題抉擇？
江：那一套書我也有看！我們也是，因此行前在山腳下要出發前隊長都會個別談話，進行心理建設協助大家適應，如果能夠抵達第五營地的人，才有機會去登頂，如果已完成大部分的高度適應，從基地營出發去登頂，過程至少還要三到五天的時間，這段期間會發生甚麼事情都還是未知，第一張門票就是成功攀登至北坳海拔7028公尺，有些團員在這過程就被淘汰了，最後到第五營的時候，四個男生、我一個女生，一位是目前經營戶外用品的許祥麟大哥、《MIT台灣誌》的麥覺民麥導、已經過世的黃德雄老師也在裡面，我也很佩服他，他也是此行的隨隊記者，跟了很多次的遠征隊，這一次是真的很想要上去，所以到第五營的時候，他整晚都沒有辦法睡覺，在第五營我們無法每個人都吸一瓶氧氣桶，所以是開一瓶氧氣大家一起吸，因為缺氧難以入睡，整晚反覆起身，像是在做仰臥起坐（笑），最後由我跟陳國鈞代表登頂。
Ｑ：1996年的山難，後來也有拍成電影《聖母峰》（Everest），故事中描述的商業團，所有團員都可以參與登頂，他們沒有去做誰可以上去誰不行上去的分配，同樣在90年代，兩種方式的發展成因是什麼呢？
江：當時的商業隊從各國招募隊員，主要遴選條件以費用是否可以負擔為主，以及爬過哪幾座高峰做為篩選的標準，因此登頂的分配，假如符合前面的兩個條件，身體狀況也沒問題的話，隊長就不會阻止你。上次我們去爬了布羅德峰，隔壁隊香港登山家Jeff就是參加美國隊，隊長還沒有允許他可以上去，但他就自己上去了，就在無線電通話下切結書簽訂，後來不幸罹難，96年那次，「郵差」道格‧韓森去了第三次，猜測隊長的想法上因為前兩次都沒成功，也可能也爬到已經變好朋友了，就讓他上去試試看，在電影情節也有呈現，因為真的快到了，特別是那樣的高度，你要一個人撤退，除非是什麼特殊的原因，要不然很難勸退。
Ｑ：老師曾經歷過1995年台灣登山資訊仍在摸索的時期，到了這幾年包括裝備、訓練菜單、國外的技術及國內的訓練等，您認為之間的差別？
江：我覺得差別很大，我們1995年的訓練資源相對匱乏，主要以田徑隊的操體能、馬拉松、12分鐘跑3000公尺、龍洞繩索攀登、模擬冰、雪、岩(龍洞是泥土與石頭)混和地形的訓練方式進行。以及早期在國體透過儀器檢查身體素質，進行低氧訓練，如今，有低氧實驗室，過去需要穿著雙重靴，，包覆性差如果沒有打綁腿，走在雪地裡冰雪會直接跑進鞋子裡現在登山鞋設計都是一體成型很方便，以及測量天氣都非常精準，這部分我覺得也差很多，還有鍛鍊，現在有很多的健身房，假如要攀登聖母峰，需要訓練哪個部位的肌群、訓練多久等等都可以透過精算制定合適的課表，讓爬聖母峰或世界高峰的可能性加大了，加上很多的經驗累積，我現在都敢跟長者說，我可以帶你們去看聖母峰，爬不了我們也可以去健行，當地有安排海拔3000公尺的行程，就可以看到海拔8000公尺的山，所以現代的科技讓以前遙不可及的夢想變近了，譬如目標是要去海拔5000公尺的聖母峰基地營，我可以在台灣先安排合歡山、雪山主峰、玉山的高山訓練，循序漸進，在過程也會更清楚登山的意義是什麼，而不是只是帶你去登頂，我覺得科學式登山當然有其安全跟便利性，我們剛談到了人性這個關鍵因素，我覺得在山裡，人的心理磨練或經歷是自我成長最快速的方式。
Ｑ：早期可能是以登頂為目標，但包括後來公視出資拍攝的紀實影集《群山之島與不去會死的他們》第一季，最令我感動的是郭熊老師的分享，並不是以登頂為目標，而是在享受在森林間的漫步的過程，我很好奇這兩者的心境上的轉變？
江：很多人喜歡說攻頂，這個說法是我不太認同的，我不用「攻」這個字，用登頂可以，在大自然我們是很渺小的，然而我們雖然很渺小，山卻可以練就我們偉大的心志，我們慢慢地靠近它，還是可以登到最高點的部分，所以如果說是攻頂，或是只是為了攻頂，那意義在哪裡？那我們下山後，山還是在那裡。 所以我覺得過程的體悟是很重要的，我在做登山教育，因為要從每個人的角度出發，所以我也是要不斷地體會跟觀察，才有辦法釐清登山的意義，重點是：「你為甚麼爬山？」像現在我去海拔比較低的山，認識我的朋友看到我都會說：「欸！江秀真你怎麼在這裡！」我就回說：「怎樣！」朋友回：「這邊才幾千公尺，你怎麼會來？」我回他說：「沒有，只要有機會入山，親近山，即使是旁邊的公園，我都很開心，因為台灣的山真的很美。」台灣山林的資源及多樣性是國際沒有的，這也是我未來想要推的國際登山，我們要跟國際交流，這部分我們會做，所以回歸到最後是「你為甚麼登山？」比如我是為了欣賞美景而登山？為了體能訓練而登山？還是為了更認識自己？每個人的心態不同，沒有標準答案。
Ｑ：所以老師您在聽到不同的原因親近山林，會讓團員們是適性發展嗎？而又如何同時兼顧團隊的合作？
江：我通常是這樣，如果是我帶的隊伍，我會先跟他們分享，大自然是瞬息萬變的，我們的態度一定是要謙卑，包括比較年幼的團員，在出發前，我們會向山致敬的儀式，不管宗教是甚麼都沒關係，用你的信仰去跟山說：「謝謝你讓我們來親近你，讓我們來學習，然後希望山神能讓我們快樂學習，平安回家。」 我會傳達「我們是一個團體」的觀念，我們的目標是全部登頂，而不是個人的攀登，有的人走的快、有的慢、有的走不動，那怎麼辦？我們就要互相扶持及調整，有一次旅程小朋友走得比較快，因為她來過了，但卻因為走太快，導致她的臉色慘白，她媽媽很了解她女兒的個性，就趕快叫她女兒來走我後面，不能超過我，我的速度就是穩穩的，我每次爬山我都會希望讓全員登頂，如果沒有登頂的那些人可能會有遺憾，所以盡量做到讓大家都可以登頂，讓他們了解慢慢走快快到原理。也因此帶領的嚮導很重要，你就是要HOLD住全部的人，透過引導的方式親近山林。一開始要扭轉既有的觀念並不容易，但在過程中會有所改變。
不間斷的飛雪，而我們路線所在的山脊也被選定接收它的源源怒火……光看就夠了；風回答了問題；往前走是傻念頭。──《尋找山，珠穆朗瑪峰》
Ｑ：在登山界流傳著「每個人爬山都會有一座自己心目中的聖山」這樣的說法，曾在其他專訪曾提及您的聖山是南美洲的最高峰阿空加瓜峰，可以跟我們分享為什麼是這座山呢？
江：在攀登七頂峰的過程，第一座位在俄羅斯，俄羅斯的國情不是很自由，比較接近旅遊團的性質，阿空加瓜是第三座，也是贊助商在這次計劃中要求團員自主攀登的開始，而在遠征團隊的正選隊員有七個，到第三座還有六個，一個在當替代役，所以剩五個去爬阿空加瓜峰，大家就開會分配工作協力，誰負責擔任隊長，當爬到剩下四座時，贊助商希望每一座是由不同的人擔任隊長，被分配到的是北美麥肯尼峰，以此類推，其他隊員各自分配另外三座高峰( 聖母峰、南極文森峰以及南美阿空加瓜峰 )
從台灣遠征十分困難，必須考量時間、費用各方面的因素，第一次登頂計劃我們參加當地的嚮導行程，可是最後要登頂的時候天氣不好，團隊開始討論是否要撤退，然而入山必須購買為期十四天的登山證，包括救援保險費用，那時候已經用掉十二天了，只剩下兩天的期限，要不要繼續爬？或是先到平地再打算，所有的人都說要下去休息，因此決定先撤退到山下，下山之後，其中一名隊員非常著急想再入山攀登，他覺得每一座山都有合適攀登的時機，最佳登頂時機已經快過了，因為季風快來了，所以有一點緊張，回到平地時就打電話給贊助商，贊助商說你們這麼遠都去了，同意贊助第二次登頂，我們每個人都購買了第二次的入山證，但是部分隊員希望在山下休整一段時間再嘗試登頂，而我與這位隊員在大賣場採買完就入山，先是攀登到海拔5900公尺的最後一個營地，但是天氣真的很不理想，決定撤退到海拔5500公尺的營地，在營地跟他討論接下來的計劃：「秀真，這樣好了，我們不要快攻，一個營地一個營地推進。」因此放棄了原定的單攻登頂計劃，計算營地裡的糧食燃料，發現所剩不多，無法繼續攀登，夥伴說我們要下去背，但我們的裝備都很重，全部都背上來，不可能又拔營下山，但假如不拔營裝備可能會被偷，也能被風吹走，一個晚上就全部不見了，最後決定由他下到基地營捕及糧食燃料，我則留守，反正明天早上他就上來了，我應該沒問題，沒想到他下山後當天夜晚暴風雪就來了．．．．．．
Ｑ：您就被困在上面無法返回基地營？
江：對，兩天兩夜。一開始我哭得唏哩嘩啦，就跟自己說，慘了，後來自言自語：「說你是在哭火大的喔！外面暴風雪那麼大，誰聽得到你在哭，你哭有用嗎？」
我開始盤點帳棚裡的資源，把自己穿暖和、帳篷壓好、確認還剩多少糧食，外面暴風雪是它的事，我把裡面顧好就好，最壞的打算是假如帳篷被吹壞了，我該怎麼辦，我有一個能抗零下40度的睡袋，還有一件夥伴留下的羽毛衣，所以夠了，最差就是將自己塞在睡袋裡面，看風要怎麼吹，怎麼滾沒有關係，我當時是這麼想的，人也就慢慢地鎮定下來了，暴風雪依然持續，我就開始寫下當時的經過，形容暴風雪的樣貌，我的內心無力抵抗，很像在打仗，即使要煮個水也很困難，到最後實在招架不住，我就跪下來跟老天爺說：「拜託啦！你饒我一命，我回來一定報效國家、奉獻社會。」跟老天交換條件，後來也就真的平安度過那兩個夜晚。
回國後我開始用比較詼諧的方式分享這些生命故事，當然有些人沒辦法接受，覺得怎麼可以開生命的玩笑，但我認為生命是看你用什麼方式去對待，我很珍惜我的生命，不是灌輸爬山就一定會遇到危險去嚇唬人，大家都嚇壞了，怎麼敢去爬山？我也告訴小朋友，當遇到危險第一件要做的事情是甚麼？鎮定，然後想辦法保護自己。
Ｑ：是您幾歲的時候？
江：大概35歲，這次的過程對我後來登山的體悟跟反思都有更深的影響，不同人問我就有不同感想及靈感，所以我覺得人生有困難、困境，那才精彩，如果你什麼都知道，都平平緩緩的，像我就常常舉心電圖的例子，你看心電圖一定都是起起伏伏，所以不要害怕高低起伏，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