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重訪地球村的起點 ——《西元一千年》
自二十世紀後期冷戰結束以來，隨著世界各國間的政治、經濟以及文化交流日趨頻仍，全球化（globalization）也逐漸成為一組影響普遍的熱門詞彙。對於臺灣的社會大眾而言，喝著歐美品牌而原料產自非洲的咖啡，穿著日系品牌而加工生產於東南亞的服飾，或許是對全球化的直觀認識。然而我們今日身處全球化風潮下的地球村，究竟是何時、何地開始形成的？而全球化對於人類文明又有著什麼樣的影響？為探討此類圍繞著全球化的問題，世界各國不同領域的歷史學者紛紛提出自身的理解，從而形成近年來風行的全球史思潮。而呈現在讀者面前的這本《西元一千年——探險家連結世界，全球化於焉展開》，便是這股風潮下的代表著作之一。
本書作者韓森，長期執教於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系。初次閱讀其著作的讀者，或許想不到韓森其實是一位專攻唐宋中國史出身的學者，她在1990年出版的第一部學術著作《變遷之神：南宋時期的民間信仰》（Changing Gods in Medieval China, 1127-1276），主要係研究南宋地方社會的民間信仰。此後，韓森亦有《開放的帝國：1600年前的中國歷史》（The Open Empire: A History of China to 1600）以及《絲路新史：一個已經逝去但曾經兼容並蓄的世界》（The Silk Road: A New History）等專書出版。上述著作中譯本的發行，也使得韓森在華文讀者世界享有一定知名度。從她早期的《變遷之神》，乃至於近年的 《絲路新史》以及《西元一千年》，體現韓森的研究視野逐步從地方史擴展至國際史以及全球史，而這個現象與近三十年來國際學界的歷史書寫發展，具有緊密脈動。
作為本書標題的「西元一千年」，開宗明義地點出韓森對於全球化起源的詮釋。長期以來，歐美主流學界將1492年哥倫布的美洲探險視為全球化的濫觴，從而有所謂的哥倫布大交換（Columbian Exchange）等各種觀點興起並風行至今。對此韓森卻另闢蹊徑，試圖跳脫歐洲中心論的思維框架，進一步將全球化的起源推前近五個世紀。為此她以西元一千年左右在不同地方發生的歷史事件為起點——即北歐諾斯人登陸加拿大東北部的紐芬蘭島，中國的宋朝與北亞的遼國間簽訂澶淵之盟，以及中亞喀喇哈汗王朝東擴佔領喀什噶爾。這三點相距千里的歷史事件，表面上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然而本書通過對當時全球史的脈絡梳理，論證西元一千年左右的世界人口的移動，背後實有區域整合的共同因素。至於韓森的論述環節是否真能打動人心，實有賴讀者通過批判閱讀與獨立思考的過程來判斷。
無論我們是否全然認同韓森將西元一千年視為全球化起源的觀點，她的這本著作無疑在全球史書寫上具有原創的學術價值。本書的寫作不僅體現韓森善於通過爬梳繁雜史實進而編制意義之網，另一方面也展示出其優異的綜合分析能力。作為一名研究中國史出身的學者，韓森除了在本書第八章中畫龍點睛地以她本人所熟悉的唐宋中國為其全球化故事收尾，其餘各章則帶領讀者穿梭遨遊於歐洲、美洲、非洲等世界各地不同的人類文明，不禁令人在感佩其博學多聞之餘，亦拜服她從事原創研究的勇氣。長期以來，傳統的中國史研究往往強調材料考據的嚴密考訂，而在有意無意之間與宏大的綜合敘事保持一定距離。故對多數的唐宋史專家而言，維京、印加與馬雅文明或許只是地球另一端的奇特存在，而與自身的歷史研究鮮有交集。
這種治學傾向，固然體現出實證主義史學的邃密傳統，然而卻也同時在一定程度上促成所謂的中國例外論（Chinese exceptionalism），從而固化了「華夏文明五千年」或者「中國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的文明」，諸如此類的國族主義史學窠臼。然而韓森卻能突破國別史的學術傳統，勇於從全球史的視角將中國與其他人類文明等量齊觀，就學科建制與推動的角度而言，實大有益於跨越中國史以及世界史研究之間的藩籬。實際上從全球史的角度重新檢視中國與歐亞史，亦非韓森一人首創。如此前日本東洋史學者杉山正明便曾在《忽必烈的挑戰：蒙古與世界史的大轉向》（クビライの挑戦: モンゴルによる世界史の大転回）中，將十三世紀蒙元帝國在歐亞大陸的擴張，視為全球化的開端。
在肯定本書原創貢獻的同時，我們亦不可忽視學界內部對於近年所謂全球史思潮的反思。在《西元一千年》原文出版不久，2020年9月芝加哥大學Cornell Fleischer、哈佛大學Cemal Kafadar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Sanjay Subrahmanyam這三位主攻中東與南亞的重量級學者，於2020年9月《現代史學網評》（Cyber Review of Modern Historiography）上發表一篇題為〈如何書寫假的全球史〉（How to Write Fake Global History）的書評，嚴厲批評耶魯大學阿蘭·米哈伊爾（Alan Mikhail）的新書《奧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國與現代世界的形成》（God’s Shadow: Sultan Selim, His Ottoman Empi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為迎合商業出版利益，其歷史論述多有曲解材料、譁眾取寵之處。這份書評的三位作者，連帶批評了米哈伊爾在耶魯的同事韓森，認為她在《西元一千年》中將維京人（諾斯人）登陸美洲視為全球化起源的觀點，係缺乏嚴謹論證的「可疑跳躍」（a dubious leap），並不為學界相關專家所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這三位書評作者，旨在強調通俗歷史寫作仍應以嚴謹的史料解讀為基礎，否則將流於俗濫想像，而非完全反對全球史觀點，如Subrahmanyam本人便提倡「相互連結的歷史」（connected history），強調通過跨文化、跨區域的視野來連結研究對象以及檔案文獻。至於所謂的連結史與全球史究竟有何異同？有心人不妨將本書與Subrahmanyam的著作對讀，便能知一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