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評】如何把反抗活成藝術 —— 讀艾未未《千年悲歡》
艾未未的自傳回憶錄《千年悲歡》（下稱《千》），這個書名驟看來頗有東方主義色彩，和這位以達達主義概念藝術方式去衝擊政權、捍衛表達自由的當代藝術家彷彿並不般配。然而，當看完全書，你會發現「千年悲歡」這四字來自他父親艾青在絲路舊城遺址寫下的幾句話：「千年的悲歡離合／找不到一絲痕跡／活著的人好好地活著吧／別指望大地會留下記憶。」這是在書的結尾處才揭曉的，如此設置符合艾未未的藝術創作型態：在看來框架極宏大的概念背後，蘊藏著極其私人的記憶根據與情感寄託，不是從外部可以窺見，而需要長篇文字的回溯與重組，這大概也是艾未未在寫作這本相當厚重的回憶錄時所倚仗的信念。而艾未未所挑選的這幾句，又如此配合他本身解構、重組、取消的藝術創作品味。
從艾青開始回溯：創作者的自由精神與政治磨難
書名的小小懸疑在書末處得到解答。整本書中，關於艾青的回憶佔中約一半篇幅。艾未未說，正是他在 2011年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名被關押的期間，在無望而荒謬的拘禁中，他想起父親，作為現代中國代表性的愛國寫實主義詩人的艾青，八十年前也曾成為「國家的囚徒」——在命運的重疊中，他驚覺自己關於父親的回憶是那麼稀少而不足，這成為了他日後想提筆寫作回憶錄的理由：藉寫作梳理父親的人生，與他們父子相處的回憶（這又與他想與兒子艾老連結的願望緊密結合）。艾未未這樣寫：「在那個年代，意識形態像一道強光，個人記憶就像是無影燈下的影子一樣不存在。記憶是一種負累，最好不要記住什麼，人們不僅沒有要記住什麼的願望，同樣也喪失了記憶的能力。」在極權的控制下，勉力重拾私人而又必然有公眾意義的記憶，也成了反抗的一種方式，而且根基更為基本。
在艾未未的筆下，艾青因為始終呼籲作家有作真誠、自由表達的權利，而這與黨的控制方針相違；於是在反右、文革等一波波的政治鬥爭中，本來身份崇高的作家就成為了政權所針對、所要改造的對象。一九四二年艾青寫了〈了解作家，尊重作家〉，表示表達自由是任何有意義的文學作品的先決條件：「除了寫作自由，作者不要求其他特權。只有賦予藝術創作自由、獨立的精神，才能推動社會改革的使命。」然而隨後同年毛澤東發表「延安文藝講話」，要求文學藝術都為人民大眾服務，知識份子不是要改造大眾，而是要趨從於大眾，而這「大眾」是指對黨的意志全然服從的人群；知識份子應該放棄社會批評而花更多的時間去「自我批評」。這是中國現代知識份子被政治左右、遭到一連串大規模整肅的開端，從此知識份子的社會力量被終結了，長時間都只能處於社會的邊緣。
艾未未寫下了艾青等自由知識份子如何由中共的座上賓，逐漸身陷其中而不能脫困，毛如何由親切有魅力的友善領導人，轉變為不容異己的狠心。他用大量的對接結構，將艾青早年的追求理想行動，與被批鬥的經歷對接；將艾青的論述與創作，與其被整肅、流放而困苦流離的生活對接。但艾未未用飽含情感的筆觸來寫流放的生活，因為那是他父子關係最親密的童年。艾未未不時阭調那種苦難生活是「樸素的生活」，這在以前（辛亥革命至改革開放初期）的中國社會中大概不算特別，反而那時大家的生活都物質匱乏；但在現時中國當代藝術成為吃香行業、佔全國GDP頭幾位的紙醉金迷繁奢時代，「樸素的生活」就含有了批判的意味——艾未未在名重國際的同時，從未放棄邊緣位置與批判可能。
紐約的自由，紐約的藝術
回憶錄隨時間延綿，艾未未逐漸成長為青年，童年流放北大荒草原林野的經歷讓他擁有了自由的根本氣質，以至他在寫到青年出國，在紐約的異鄉生活時，更突顯出這種自由氣質，也讓《千》這部分看來最具詩意與個人特質，我看來最是回味無窮，雖然這未必是本書最被人留意的部分。
在紐約艾未未書讀得不是很順利，做過許多雜工，認識各種奇形怪狀的人，保持一貫的是在藝術中找到自由與未知的新奇世界，但也時常被驅逐、失去身份、非法居留。他形容紐約下東城的髒、亂、差反而讓他有歸屬感，他用正面的語調描述毒販、癮君子和無家可歸的人，但對於美國政府的態度維持不屑。「遵遁紐約人特有的明智和機敏，無論是乘地鐵﹐或是行走，我都像其他人一樣，不會與任何人打招呼，好像是一架一旦停頓下來就再難以啟動的機器。跨入我的房間時，我會迅速將房門反鎖，即使門鈴響，也絕不會應答。」「在紐約是無邊無際的森林，既不被辨識，也無人在意，正是我愛它的理由。那段日子裡，自由是沒有牽掛、被遺忘後的頹廢。」我必須說，這段文字所描寫的紐約感覺，和我所體驗的紐約完全一樣，所謂邊緣者的視角與自我意識，相隔數十年都傳來共感。
艾未未當然也寫及了他如何遭遇杜象與達達主義，如何與謝德慶同居並旁觀他的藝術，這些紀錄同時是精準獨到的藝術評論。他也以親近、真實、有感情的筆觸寫及安迪．沃荷、艾倫．金斯堡、蘇珊．桑塔格等等大家。相對於他對待朋友及遇到的每個人，艾未未對待自己的「作品」倒真是無情，他說自己每次搬家，首先丟掉的都是自己的作品。他說他與作品的關係在完成作品之後便已完結；他既不重視對藝術品的擁有，也不贊成藝術品的炒賣、投資、營利。他說：「藝術應該被認可，是的，但絕不是作為收藏，存放在恆温、恆濕的倉庫裡，那樣的話它們會變質得更快，成為一種浪費。在我看，藝術對現實生活的態度和表現方式，是一種動態關係。試圖將自我與現實分開的藝術，我沒有興趣。」秉持這種觀念，艾未未後來的各式反抗性藝術行動，是一種理所當然的發展。
面對拘禁，才更見藝術的反抗
《千》中當然有艾未未多件藝術品的意念闡述，他清晰地說明自己如何在解構和重組中找到自由，也闡述出以嬉鬧與低俗去對抗權威是如何理所當然。是的，一個達達主義者在中國，總是個「壞孩子」：雖然曾以藝術和建築等等方式曾經在北京佔據重要地位、運作大量資源，但艾未未的想法依然那麼清晰，並且詳記著這些看來被官方認可的藝術其實也因觸動政權的痛處而遭受邊緣化。而艾未未趕上了中國互聯網的爆炸時期，他清晰記錄著網上海量的反應和回饋所帶來的刺激，那些萬變的瞬息之間，人與人的虛擬互動其實無比真實，甚至彷彿可以令權力的重壓剎那動搖。在零八年汶川地震之後，艾未未的藝術行動帶有愈來愈強地介入現實，因而更具尖銳的政治性——他藝術的政治性在於他始終著眼於政權想掩蓋的真相，促動大量的人群參與；而同時這也不是中國一般所見的「政治性」，裡面罕有提及領導人的名字，因為他針對的是制度，他筆下留名的人多是與他有深刻接觸的普通人。
如果遠觀，可能有人會問，花這麼大的代價去進行這些藝術公民行動，值得嗎？我想，看完《千》，艾未未會說服你這一切是值得的——除了對於自由、法理、真相、人的價值等理念上的價值外，艾未未更就著每個個體的反應，呈現藝術行動觸發的人的真實行動與反應，由細節去說服讀者一切都非虛無，因為人本身有著價值。我想，這捲動著類似於現實主義文藝的信念。
在讀本書之前，最令我感興趣的當然是2011艾未未被拘禁時的遭遇。這在書的最後三份之一篇幅出現，在經歷過前面如許多的刺激與精彩之後，這部分讀來仍然充滿驚喜（我難免馬上想起了在香港獄中的朋友）。艾未未像拍攝紀錄片那樣詳盡寫實，既讓人了解權力威嚇的機制及手段，更難得的是他採取了更超越的敘述視角與語調，既不迴避自己的無力與脆弱，身體與心靈上的痛苦，但同時他冷靜而幽默，始終沒有被擊潰，並以各種策略嘗試與環境的人和事互動，讓原本看來無縫可鑽的禁閉，好像還存在各式可能。讀者可以在他的敘述中理解同時消解掉權力的絕對性，認知—啟蒙—質疑—破解的過程可以一一迅速完成。我一邊讀，一邊不禁感嘆，在這些地方才更看得出，艾未未真是個藝術家，以藝術的方式去反抗荒誕痛苦的現實，在絕處都不放棄進行最微小的反抗，讓一些改變有萌芽的兆頭。
